一、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翻译文学,是从跨国界、跨文化的角度划分出来的一种文学概念。它是一种文本形态,而不同于“文学翻译”。[1]中国的翻译文学,最早可以追溯至《左传》等古典文献里的零星记载。东汉开始的佛经翻译,包含了丰富的文学内容,诸如《法华经》、《维摩诘经》、《盂兰盆经》等堪称佛教文学的代表作。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求,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翻译文学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局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迈进了一个新纪元。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史家意识到翻译文学的重要性,把翻译文学列入文学史框架,如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4月)与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分别将“翻译文学”列为第8章与第7章。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逐渐形成的过程中,翻译文学却反而受到不应有的冷落。截止目前,有220种以上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在通史性质的著作中,没有一种为翻译文学设立专章;有的著作只是把翻译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学的背景来看待,而当述及第二、三个十年时,就看不见翻译文学的踪影了。然而这种大起大落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究其原因,是人们一直否认翻译文学的存在,而且从不认为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2]推荐：知行翻译 文学翻译
二、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
在中国文学领域,翻译文学被视为外国文学本身,很多人认为翻译文学就是外国文学,直接将二者等同起来,这也是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受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翻译家及翻译活动的地位与价值也就得不到应有的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翻译文学等同于外国文学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因而逐渐被舍弃,翻译活动及翻译家愈来愈受到世人的重视,“但此种前提所造成的'体制’犹存,即中文系开设的翻译文学课程依然叫作外国文学”。毫无疑问,翻译文学来源于外国文学,两者之间有着客观、不容否认的密切关系,但是译作不是原著本身。译作经过了译者的再创造,这一点也是不容否认的。而译者在翻译再创造中除了相对忠实地传达原著的基本信息之外,还要在其艺术性、审美性等方面下功夫。而且,每一部外国文学原作的翻译都有两个过程:一是理解,二是再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会使得译作与原著不可能完全一样,至少以不同的文字出现,因而,翻译文学作品是从属于原著而又不同于原著的一种新作品。从语言上说,脱离了源语的语境和相应的文化背景,翻译文学就不再是纯粹的外国文学。
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还在于它的本体价值。翻译文学不仅是一种媒介,一种文学交流的环节和手段,而是一种“文学创造”。中外文学史史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西方翻译史从古代罗马时期直到20世纪,有一条源远流长的文艺学传统,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主要从文学翻译的实践中总结了文学作品翻译的规律和实质,形成了翻译学中的“文艺学派”。他们认为文学翻译的特点是其创造性,强调译作要注重艺术效果。20世纪初,法国文学理论家埃斯卡皮提出了所谓“创造性叛逆”的命题。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之所以能成为不同于原语外国文学的一种创作,是由翻译的性质和文学作品的性质决定的。文学语言,文学形象本身的多义性、暧昧性,翻译中跨文化交际的伸缩性、差异性,使文学翻译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外国文学的字与句次绝对忠实的描摹和复制。这些事实都说明,翻译文学含着翻译家独特的创造性,是在原作基础上的再创造。既然如此,自然不能将翻译文学等同于外国文学。
三、翻译文学是国别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文学翻译）
首先,我们判断一部作品国籍的依据就是该作品作者的国籍。例如,《高老头》的中文本的作者理应是译者傅雷,而不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很多人对此难以接受,这与学者们长期以来把翻译文学和外国文学混为一谈有关。我们不能因为翻译文学传递的是外国文学的信息而把翻译文学等同与外国文学。相反,由于翻译文学要传达的信息要求翻译家付出极为艰辛的再创造,正因为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译作视作原作的“第二生命态”。
把翻译文学认为是国别文学的组成部分,还可以从翻译家的翻译过程来看。翻译家也同作家一样,需要深入认识作品所要表达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然后寻找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他们表现出来。这个过程是一个“直觉的创作过程”。[3]翻译文学虽然属于国别文学的组成部分,还需要对这个论断加以精密化。有必要在国别文学组成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翻译文学是国别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这里,“特殊”就是承认翻译文学不同于本土作家的创作。一方面翻译文学隶属于国别文学,另一方面要认清它的外来性质和跨文化属性。外来的性质可以经过输入、改造、消化和吸收成为民族的东西,这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中的规律性现象。而我们研究和重视中国的翻译文学,主要目的就是促进其更好的融入国别文学之中。
四、翻译文学存在的意义
翻译文学不仅与国别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与影响,有时它的作用还超过国别文学的作品。根据统计,晚清小说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中林纾的译作曾在当时有过很大影响。另外,马君武、苏曼殊等人翻译的歌德、拜伦和雪莱的诗歌也在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方面起了积极作用。[4]我们经常谈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大部分不是直接影响,而是由于它们的译本。类似的情况在国外也比比皆是。在世界各国的文学发展史上,翻译文学的重要地位是一致公认的,有不少国家,他们最早的书面文学作品就是翻译文学。由此可见,翻译文学的存在有着重大意义。回顾人类文明历史,很多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正是通过翻译才得以时代相传,得以走向世界的。如古希腊罗马文学中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亚里士多德等伟人的作品用的都是“死去的语言”拉丁愈,如果没有英语等其他语种的译本,他们也许早就淹没了。21世纪的今天,翻译活动空前频繁,包括文学翻译的译学界也前所未有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认清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是翻译文学未来发展的基础,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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